1、数据资产显著降低公司股价崩盘风险

文章利用2007—2023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样本，研究发现数据资产能显著降低公司股价崩盘风险。其中的作用机制是数据资产缓解了公司信息不对称，改善了公司基本面。进一步从地理区域环境、行业竞争环境、公司信息环境三个层面进行横截面异质性检验的结果显示，数据资产的股价崩盘缓解效应在东部地区企业、行业竞争较激烈的企业、信息透明度较低的企业中更显著。本文不仅丰富了数据资产经济后果和股价崩盘风险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还为引导拓展数据资产应用场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供了重要理论借鉴。

（详见原盼盼和张子微.数据资产与金融市场稳定——基于股价崩盘风险视角.金融发展研究.2025,3.）

2、问询函监管通过减少投资者间的信息不对称有效抑制了股票价格操纵

研究以交易所年报问询函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非行政处罚性监管对股票价格操纵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问询函监管通过减少投资者间的信息不对称有效抑制股票价格操纵。尤其是在回复内容翔实且回复内容与问询函高度相关的情况下，监管效果更加显著。此外，在信息不确定性较高、公司治理水平较低的企业以及投资者情绪低迷的时期，问询函监管的遏制作用更强。研究丰富了非行政处罚性监管的经济后果研究，并为股票价格操纵的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

（详见罗胜旭等.非行政处罚性监管与股票价格操纵——基于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实证证据.金融发展研究.2025,3.）

3、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有利于打破区域间资本市场融资壁垒，改善企业融资环境

本文旨在探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以下简称专项债）对于打破区域间资本市场融资壁垒、改善企业融资环境的作用。研究发现，专项债为地方公共项目融资打通了跨区域资本壁垒，有效打破了原有地方政府债务的“信贷挤出效应”，改善了社会资本尤其是非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企业的融资环境，商业银行在资产配置压力下的展业行为是专项债改善区域融资环境的重要渠道。异质性分析发现，专项债的融资改善作用在金融资本较为紧张的地区更为显著，对非基建企业、民营企业的融资改善效果更好，并且基建、土储、棚改类专项债相较于民生类专项债更有利于改善区域融资环境。研究结论丰富了对专项债经济效应的认识，为加强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协同、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提供了科学依据。

（详见王梓旭和孙浩.专项债、资本跨地区流动与企业融资环境.金融发展研究.2025,3.）

4、数据要素市场化能有效抑制企业投资“羊群行为”

数据要素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已全面融入经济价值创造中，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基于2011—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将数据交易平台设立视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数据要素市场化对企业投资决策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数据要素市场化能有效抑制企业投资“羊群行为”，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该结论仍成立；第二，数据要素市场化可以通过提高信息分散程度、提升信息质量和缓解信息不对称来改善企业投资行为；第三，数据要素市场化对企业投资“羊群行为”的抑制作用在投资经验缺乏和处在竞争激烈行业的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丰富了数据要素市场化的相关研究，为企业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和提升决策能力提供新的理论释义和现实依据。

（详见陈晔婷等.数据要素市场化能抑制企业投资“羊群行为”吗？——基于数据交易平台设立的准自然实验.金融发展研究.2025,3.）

5、“国家队”持股能显著抑制企业“漂绿”行为，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治理水平是其作用渠道

以救市维稳为目标的特殊机构投资群体——“国家队”近年来大举增持二级市场股份，引发了各界对于其长期持股治理效应的广泛讨论。本文基于2015—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国家队”持股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国家队”持股能显著抑制企业“漂绿”行为，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国家队”持股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治理水平两个渠道影响企业“漂绿”。进一步分析发现，“国家队”持股对“漂绿”的抑制作用在非重污染行业、低市场化水平地区和持股时间较长的企业中更为显著。经济后果检验显示，“国家队”持股对“漂绿”的治理效应有助于企业高质量发展。本文结论为研究企业“漂绿”影响因素提供了新证据，对实现经济低碳转型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详见马凌远和朱宇航.“国家队”持股能抑制企业“漂绿”行为吗？金融发展研究.2025,3.）

6、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以2011—2021年创业板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融资成本和提高融资效率，推动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和中部地区企业、小型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详见冯海红等.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的影响研究.金融发展研究.2025,3.）

7、绿色金融可以推动流通业低碳发展

流通业作为连接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桥梁和纽带，其低碳发展对于推动整个社会大生产的绿色低碳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构建流通业低碳发展评价体系，基于2012—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展开分析，研究绿色金融对流通业低碳发展的作用，并使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绿色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可正向推动流通业低碳发展，绿色技术创新在绿色金融助力流通业低碳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基于此，提出了持续推进绿色金融发展、积极鼓励绿色技术创新等推动流通业低碳发展的建议。

（详见鲍文哲和施柯沁.绿色金融、绿色技术创新与流通业低碳发展.金融发展研究.2025,3.）

8、数字金融素养能显著增强农村家庭经济韧性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2019年微观数据，探讨了数字金融素养对农村家庭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及传导路径。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素养能显著增强农村家庭经济韧性，并且这一结果具有稳健性。进一步研究表明，促进农户非农就业和社会资本积累是数字金融素养提升农村家庭经济韧性的关键路径；从区域和收入异质性看，数字金融素养对东部、西部地区和低收入农村家庭经济韧性的影响更大。通过以上分析，本文为提高农户数字金融素养、促进农村家庭经济韧性提升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详见杨丽莎等.数字金融素养对农村家庭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金融发展研究.2025,3.）

9、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扩大农村居民消费

充分挖掘农村消费潜力对于扩大内需和强化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具有深远意义。本文采用2011—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依次是数字化程度、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发展及享受型消费的促进作用要大于生存型消费；数字基础设施与农村人力资本可以正向调节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对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促进效应强于中东部地区，在数字技术与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促进效应亦更强。相关研究为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消费需求提升提供了经验借鉴。

（详见公维才等.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居民消费.金融发展研究.2025,3.）